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（USITC）根据《1930年关税法》第337节及相关修订条款发起的，旨在禁止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（如专利、商标、版权、商业秘密等）或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调查程序，其核心目标是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进口贸易的损害，尤其针对知识产权侵权问题，与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不同，337调查不涉及关税调整，而是直接以“普遍排除令”或“有限排除令”等形式禁止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，甚至可禁止所有包含侵权技术的产品进口，无论其来源地，因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厉。
从启动条件看,337调查需满足三个核心要素：一是申请人需证明美国国内存在“相关产业”（domestic industry），即该产业在知识产权商业化、研发投资或劳动力雇佣等方面有实质性投入；二是进口产品必须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，主要表现为侵犯美国有效知识产权（如专利、商标等）或违反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》中的不公平竞争条款；三是侵权行为必须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“实质损害”（material injury）或“威胁实质损害”，若满足上述条件，USITC将启动调查，并可能采取临时或永久救济措施。
调查流程通常包括五个阶段：立案申请、应诉与证据交换、听证会、初裁与终裁、总统审查，申请人需向USITC提交详细申诉状，列明侵权事实、法律依据及救济请求；被申请人（通常是进口商或制造商）需在20天内应诉，否则可能面临缺席判决，证据交换阶段双方需提交专利有效性、侵权对比、损害证明等材料；听证会上，行政法官（ALJ）将主持质证，双方可传唤证人、专家，初裁后，若一方不服可向USITC全委会提起复审，终裁结果通常在立案后12-18个月内作出，值得注意的是，337调查的审理周期较短，且证据规则相对宽松，最佳证据规则”适用限制较少，有利于申请人举证。
救济措施方面,337调查的核心是“排除令”（Exclusion Order），分为“有限排除令”和“普遍排除令”，有限排除令仅禁止特定被申请人的侵权产品进口，需满足被申请人“故意侵权”等条件；普遍排除令则禁止所有来源的侵权产品进口，适用情形包括：被申请人身份不明、规避有限排除令、或存在“重复侵权”风险，USITC还可发布“停止令”（Cease and Desist Order），要求被申请人停止侵权行为、停止分销已进口产品，或扣押、销毁侵权产品，违反救济措施将被面临高额罚款（每日可达10万美元）甚至刑事责任。
337调查的特点使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“利剑”，但也引发诸多争议，其优势在于：一是保护范围广，不仅覆盖产品制造环节，还涉及进口、分销、销售等全链条；二是救济力度强，普遍排除令可彻底阻断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；三是程序效率高，平均审理周期短于普通诉讼，其弊端同样显著：一是应诉成本高昂，企业需支付律师费、专家费等，单案费用常超数百万美元；二是“专利流氓”（Patent Troll）滥用风险，部分非执业实体（NPE）通过低价收购专利发起337调查，牟取和解收益；三是贸易壁垒效应明显，普遍排除令可能影响非侵权企业甚至第三国产品的正常贸易。
为应对337调查,企业需提前布局：一是加强知识产权储备，通过核心专利、商标组合构建“专利护城河”；二是建立侵权预警机制，定期排查产品技术风险；三是积极应诉，利用“现有技术抗辩”“专利无效宣告”等策略，或寻求和解（如支付许可费、修改设计方案），美国企业可通过“国内产业”证明门槛的调整，推动立法限制NPE滥诉，但目前进展有限。
相关问答FAQs
Q1：337调查与普通专利诉讼有何区别？
A：两者在保护目标、管辖主体、救济措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管辖主体不同：337调查由USITC行政机构主导，而专利诉讼由联邦法院审理，救济措施不同：337调查以“排除令”为核心，直接禁止侵权产品进口；专利诉讼则以“金钱赔偿”（侵权赔偿金）为主，禁令需单独申请，程序效率不同：337调查审理周期通常为12-18个月，而专利诉讼一审常需2-3年，337调查对“国内产业”要求较低，仅需美国企业在美有研发或商业化投入；专利诉讼则要求原告为专利权人，且证明侵权行为，应诉成本差异：337调查需应对行政程序和证据规则，费用高昂；专利诉讼则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和专家证人，成本同样不菲。
Q2：中国企业如何应对337调查？
A：中国企业可从预防、应诉、合作三方面入手，预防层面：一是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布局，在目标市场提前申请专利、商标，避免“裸奔”出口；二是建立侵权风险评估机制，委托专业机构对产品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，规避设计风险；三是保留研发证据，如实验记录、技术文档，用于证明“非故意侵权”，应诉层面：一是积极应诉，避免缺席判决，可联合产业链企业分担成本；二是灵活运用抗辩策略，如主张专利无效、不侵权抗辩、或申请“有限排除令”以减少贸易影响；三是寻求和解，通过支付许可费、修改技术方案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，降低损失，合作层面：可借助行业协会或政府资源，例如中国贸促会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，或通过中美贸易谈判机制，推动公平竞争规则的完善，企业应关注美国“专利改革”动态，如《发明人权利法》等法规变化，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策略。
